引言：
在十八世纪这一时期内，在上层阶级有相当影响的哲学家所主张的政治-社会体制和欧洲各国现行的体制之间已出现了深刻的对立。在这些国家里在法律面前没有平等，只有阶级和个人特权；也没有个人思想和信仰自由的保障。
正如人们早就看出的，这些思想的起源地就是法国，从而传遍整个欧洲。哲学家们倾向于国家权力，服务于不可战胜的理论，因此他们求助于君主们，希望他们能实现盼望已久的改革，尽管他们中已广为传播英国式的立宪体制。由于所有君主打算寻求公众舆论的支持来加强自己的绝对权力，建立一个强而集权的政府，因而在改革的启蒙哲学派和君主专制派之间形成了某种联盟。十八世纪的下半叶出现了开明君主的王国，哲学家做部长的政府。当时存在着某种倾向，认为法令是全能的，一种立法规定就能一下子改变社会。杰出的改革派君主，约瑟夫二世皇帝就说过：“我把哲学作为我的帝国的立法机构；逻辑地应用哲学将改变奥地利。”无论是巩固王室专权，还是实施改革思想，第一个障碍是教会，它利用其地位和传统原则来加以阻碍。国家用战争来反对教会，限制其司法权和特权，减少其收益，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附属于自己。这是哲学家们攻击教会的理论，君主们打击教会的机构。教会无能力做出有效的抵抗，因为它被内部纷争弄得衰弱不堪。教会被詹森主义搅得天翻地覆。詹森主义是十七世纪中叶由于比利时主教詹森的一本书引起的神学争论而产生的一种宗教运动。自称为圣奥古斯丁分子的詹森派赞扬万能的天主恩惠，反对独断专行，主张极严格的道德，反对耶稣会。他们被罗马教会判处，并受法国的迫害,因而他们具有政治-宗教的反对派性质。他们的思想在十八世纪中传布到意大利，加强了各政府中的反对教会的斗争。
教廷的集权和最高地位在“高卢主义”问题上受到了最直接的打击，“高卢主义”问题就是法国教会的某些原则和特殊体制的问题。年法国教士会议宣布“高卢主义四条”，庄严地重申了这些原则和体制，并在君主政体完全支持下成为法国教会占统治地位的信条。高卢主义思想在德国传布甚广，同德国民族对罗马教廷政权的旧怨一拍即合。特里尔的助理主教冯霍恩泰因，用化名弗布朗尼乌斯发表了著名的作品《论教会的地位和教皇的合法权力》，书中不仅宣称大公会议和万国教会高于教皇，而且也否认教皇对各主教有裁决权。教士选帝侯把这个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草拟出德国教会自主于罗马的改革计划。教廷最后在形式上取得了反对这些反叛的满意结果，然而这些思想和倾向实际上并未被扑灭。这些潮流当然有利于各国反教会斗争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取消作为罗马教廷哨兵的耶稣会。
耶稣会士所获得的权力必然引起他人的反击，且能轻易获胜，因耶稣会士早已淹没在世俗事务之中，从而失去当初的热忱。对他们的第一个打击是来自葡萄牙首相约瑟夫一世蓬巴尔侯爵，他指责耶稣会士在巴拉圭谋叛，唆使人谋刺国王，因而籍没了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驱逐出王国。法国立即仿效之。耶稣会士在马尔蒂尼克岛建立的一个大商业企业的破产引起了一系列起诉，致使法国法官审査了其会章和工作，其中一些法官要求颁布法令取缔耶稣会；年，路易十五颁布了一敕令，旨谕该社团不能再存在于法国，其成员可以作为特殊情况留居于王国。年4月，西班牙的查理三世突然指令逮捕他们，把他们遣送到教皇国的沿海岸一带；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四世和帕尔马的波旁公爵斐迪南紧接着把他们轰出国土。教皇克力门十三世提出抗议，同教会属地帕尔马公爵发生冲突。其他波旁人，因家族关系，一起站在公爵一边，法国国王占据了阿维尼翁和维那西诺郊区；那不勒斯国王攻占了贝内文托和蓬泰科尔沃。克力门十三世去世，接替他的克力门十四世经过同波旁宫廷的艰苦谈判后，以简单的通谕解散了耶稣会,重新获得了被占领土。
如果说君主们通过他们的改革行动加强了绝对权力，那么也不能否认尽管公民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极为有限他们是在努力改善行政，使之趋于一致；改善司法，使之更迅速、更人道；改善经济情况，支持工商业；废除某些赋税，取消某些对劳动自由的束缚；促进和传播文化。但是，归根到底，他们没有解决启蒙哲学派明确提出的根本问题，或者说也没有解决启蒙哲学派提出的必要前提：公民平等、公民自由、政治自由、恢复立宪政体、公民参加政府。
在意大利，一些古老的国家和王朝，如热那亚和威尼斯共和国，萨沃依王室和埃斯特家族，对新思想漠然处之，或取敌视态度，反对革新。处于极度没落的威尼斯共和国，以怀疑和警惕的心态维护其愈益僵化愈益失去生命力的寡头政体。安杰洛奎里尼、乔治皮萨尼和卡洛孔塔里尼的政体改革企图归于失败，他们被监禁于古堡中。在《帕萨罗维茨条约》后，这个老共和国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闭关自守；不仅陆军，海军也日渐衰弱；英勇的安杰洛埃莫对突尼斯贝伊的远征，因采用不相适应的手段，最终按政府的意愿而中途停止，使威尼斯和野蛮首领的关系无任何变化。十八世纪的唯一伟大事业是穆拉齐的建设。这个光荣的城市变成其乐融融的娱乐场所，那里人们沉湎于狂欢纵饮，狂欢节长达半年之久，被允许长期使用假面具，赌博成风，且纵容不禁，节日既频繁又声势浩大辉煌，笼罩着妩媚妖艳和伤风败俗。商业和工业凋零，经济日渐恶化。虽说税收不那么沉重，但教士为数甚众，.家富万贯的神职人员多达近四万五千，年收益多达四百多万杜卡托。为限制他们权力的改革不见成效。由于财政压力的增加，管理不善和滥用职权，并保持着封建苛捐杂税的混乱的多种多样的体制以及地方结党营私，凌辱欺压，陆上各省在统治集团中越来越没有政治权利，其不满情绪日甚一日。
热那亚的处境也不妙，其贵族政体虽未曾触动，但被科西嘉岛的骚乱弄得焦头烂额。年，岛上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反叛，一位冒险的德国人特奥多尔冯诺伊霍夫被岛民拥立为王。可他不能在岛上长期待下去，然而该岛继续反叛热那亚。当时热那亚要求法国进行军事干预，几年后，起义终于被镇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査理伊曼纽尔三世曾远征该岛，他试图与撒丁岛联合，但未成功。现在法国人又成了热那亚的援军，但当他们撤离该岛时，爆发了新的起义，帕斯夸莱保利为起事首领，并被拥为终身领袖。他得到英国的援助，组织和领导着岛上的政府，但未能将热那亚人逐出占据的某些要塞。热那亚人求助于法国人，最后他们保持名义上的主权，实际上通过年5月15日的《凡尔赛条约》，将该岛的所有权转让给法国人。保利又坚持了一年,但最终被击败，不得不流亡他乡，避难英国，于是科西嘉沦为法国的一个省份。
萨沃依的维克托阿梅代奥二世被迫把西西里换成撒丁岛，并同要求享有该岛主权的教皇发生冲突，最后教皇承认阿梅代奥二世为该岛国王。他很少过问这个本已陷入窘境的岛屿，全力以赴关心大陆上的领地。削减教士和贵族的特权，将王国的各种法律合并成一种法律,公之于众，这样用一种立法统一国家的各个部分；促进工业和农业；支持研究和学习，给都灵大学相称的校址，创立省公学；美化都城，巩固都城在当时城市建设上的领先地位；加强边界，加高费内斯特雷莱要塞；整顿军纪，使之时刻处于临战状态。年，他传位于其子查理伊曼纽尔三世,自己则携新婚燕尔的斯皮尼奥伯爵夫人隐退尚贝里城。次年，来到蒙卡利埃里，大约受其夫人的挑唆，想重新执掌权柄。其子受顾问和妻子所逼将他逮捕，发配到里窝利软禁起来。后获准回到蒙卡利埃里，年去世。
査理伊曼纽尔三世为撒丁岛做了一些事情：设法改善其经济状况，使居民人数从三十万增加到四十五万，创建卡利亚里大学和萨萨里大学。在大陆各国做了些行政性的改革工作；由査理伊曼纽尔三世和维克托阿梅代奥三世同教廷签订的条约相当有利于教会，也即是说，它与那不勒斯和托斯卡纳的教会政策相去甚远。为了笼络教廷，查理伊曼纽尔三世设下圈套囚禁詹农，把他一直囚禁到死。查理伊曼纽尔三世之子，维克托阿梅代奥三世不仅不实行新的改革，甚至由其前辈开始的那些改革也半途而止；他一心只抓军队，以普鲁士式整顿和武装军队。因此，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很少关心教育，很少重视文化和人才；像巴雷蒂那样的作家和科学家，史学家德尼纳和拉格朗日，化学家贝托莱，杰出的印刷家博多尼，只有流落他乡寻求对其工作的重视。
在莫德纳和雷焦公国，事情就更糟。因为埃斯特的弗朗切斯科三世公爵被任命为米兰总督，将其寓所迁往米兰，很少关心本国事务。政府的唯一伟业是颁布了立宪法典。其继任者埃尔科莱里纳尔多三世娶马萨和卡拉拉帝国封地继承人玛丽亚泰雷萨奇博为妻。他性情温敦，却吝啬，能量有限，在同罗马的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独生女和继承人贝娅特丽克丝嫁给哈布斯堡-洛林的斐迪南大公。
在教皇国，博学而开明的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也没有给其国家注入新的生命。在克力门十三世和克力门十四世的时代进行了一场前面业已提及的反对耶稣会的斗争。克力门十三世捍卫耶稣会，而克力门十四世迫于波旁王室的压力，取消了耶稣会，除了各省中央权力有所加强外，没有实行任何改革：行政管理比欧洲任何地方都糟，人口锐减，三分之一的人口是神职人员，没有商业，没有工业，农田荒废，灾难重重。庇护六世采取了某些有益的措施，然而他在捍卫在各天主教国受到威胁的教会地位的斗争中，尤其在反对皇帝约瑟夫二世进行的教会改革的斗争中，也被弄得顾此失彼，晕头转向。他试图改良蓬蒂内沼泽地，扩建梵蒂冈博物馆。由于这些工程和裙带之风，给本已枯竭的国家财政带来新的重负。
在奥地利、洛林和波旁各君主的属国里，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良好的改革。伦巴第，尤其在玛丽亚拉雷萨执政后，参与了在考尼茨领导下的奥地利君主政体的改革事业。改组行政、进行人口普査、公平分配赋税、改善司法程序、鼓励农业和工业、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极大地缩减或废除了封建权力；取消宗教裁判所，取缔教会审査权和放逐权；建立慈善机构、开办学校、建造剧院和图书馆；特别关心的是帕维亚大学。约瑟夫二世在母亲去世后执行广泛的宗教宽容政策，封闭许多修道院，允许商业自由，取消职业行会。
在最后几个美第奇统治下已衰败不堪的托斯卡纳大公国，玛丽亚特雷萨的丈夫，洛林的弗朗切斯科开始了改革；更确切地说是批准受新思想影响的托斯卡纳政府人士制订的计划。他的幼子彼得罗利奥波德继承王位，比他走得更远。利奥波德二世得益于贤臣蓬佩奥内里、朱利奥鲁切拉伊、弗朗切斯科詹尼。他千方百计灭绝在托斯卡纳尚存的各种中世纪残迹。他改组行政管理，建立地方司法机关，改革税收体制，使全体市民在赋税面前一律平等；公布国家支出，在不增加新税的情况下，改善国库储备，以应付开垦基亚纳谷地和由他开始的马雷马谷地的巨额费用。随着取消经济和司法的束缚，分解大庄园，增加小所有者，取消封建奴役，从十六世纪以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农业得到了引人瞩目的发展。由于取消行会，自由贸易原则也应用于工业；但并不能补救其一个世纪以来的衰落。利奥波德二世在司法管理上的改革是异常大胆的，在欧洲各君主中，也第一个取消死刑、酷刑和籍没罪犯财产，使所有的案件简便公正。他发展文化，改革比萨和锡耶纳大学，开办学校、建立科学院、设博物馆。在宗教方面，不仅取消了宗教裁判所，驱逐了耶稣会士，关闭了一些修道院，而且还想按照皮斯托亚主教希皮奥内德里奇的詹森主义思想，改革教会纪律和礼拜仪式。年在皮斯托亚召开教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教会改革，确定了关于恩惠，关于普世会议的权力高于教皇的权力，关于圣教等级来自信徒，关于教会无强制权等原则，这一切均与罗马天主教理论相悖。于是引起了同教皇的冲突，爆发了受到侮辱的虔诚民众骚乱，某些改革因故未付之实行。他还领导制定一个真正的宪法草案，美国的《人权宣言》对其也有影响。但后来由于各种不利环境，首先是维也纳的反对，而被束之高阁。年，利奥波德，意大利改革派君主中首屈一指者，登上了帝国的宝座，其幼子斐迪南三世继任托斯卡纳大公，其政府因法国干预意大利事务而一蹶不振。
在帕尔马和那不勒斯执政的波旁另两个支系也坚决走上改革之路。在帕尔马公国，波旁的唐菲利普得力于贤明大臣法国人纪尧姆迪蒂诺的治理，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给国家的境况带来了繁荣和兴旺，使帕尔马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意大利的雅典；在宗教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限制了教士的特权和权力，最终导致了一场同教会的严重冲突。迪蒂诺在斐迪南公爵年幼时继续他的事业；但后来斐迪南娶玛丽亚特雷萨之女玛丽亚阿玛利娅为妻，他不得不半途隐退，因为她仇视任何新生事物。年轻的君主生性无能，虔诚而又腐败，在一个时期内将国事拱手交给妻子处理，取消了许多已实现的改革，并于年又恢复了宗教裁判所。
那不勒斯王国长期受西班牙的统治，国事相当可悲，而奥地利在那儿的统治为时太短，不可能产生有益的成效，但在波旁査理的治理下，开始振兴起来。波旁査理得助于能干的大臣托斯卡纳人贝尔纳多塔努奇的工作，他力图整顿政府，统一立法，废除贵族和教士的许多特权。他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