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马德里。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1月中旬，当巴雷亚离开新都瓦伦西亚回到马德里的时候，已不再是那个只接受紧急军政府临时委任的可疑的叛逃分子，而是摇身变成了新任命的外国新闻审查办公室负责人，伊尔莎则成了他的副手。两人——他们之间的联络似乎已得到政府认可——被安排住进了格兰维亚酒店（新闻办公室里没有多余的行军床），增发了薪水并且拿到了生活津贴；他们带上所有的安全通行证和汽油券，搭乘公务车匆匆离开了瓦伦西亚。巴雷亚对自己处境的变化感到莫名其妙，但是，卢比奥·伊达尔戈显然是担心外交部会任命一个与他不熟的人出任此职。与其与别人争得你死我活，还不如支持自己了解的恶魔，而那个恶魔就是巴雷亚。
车子离开海岸线，穿过突然入冬的山区驶向北部与西部，巴雷亚发现这里的道路也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原本守在每个村庄之外、乱糟糟的纠察队与巡逻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穿着制服、在主要路口巡查的突击卫队分遣队。驶近马德里时，他们的汽车越过了一队队向首都挺进的卡车与坦克。西班牙电信大楼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在伊尔莎临时管理下，记者以及一些国际旅军官开始将审查办公室当成了可以交换信息、投递邮件、探听八卦、分配酒店客房、领取奔赴前线所需的汽油券与禁区通行证的俱乐部。现在，经过上任后第一个小时的讨论，巴雷亚与伊尔莎甚至开始大胆地希望将审查办公室转变为一台散播消息的机器而非紧急封锁新闻的机构。事实上，在马德里各处，围城前几个月所做的临时危机处理已被更为专业的机构所取代：马德里已不再是一座因战争而陷入震惊的城市，它已经陷入了战争的混乱之中。政府在11月仓皇出逃时随意丢弃在前财政部院落中的陈旧借据与经济报告已被清理干净；现在，卡车、苏联坦克与公务车正停在铺路石上。国防军政府长官密亚哈将军的办公室就位于财政部的地下掩体中，他渐渐从城市的管理中抽身。他已被任命为一支重新组建的正规军团的指挥官，负责进攻据守城市西北线的叛军。这位大腹便便、面红耳赤的将军依旧坐在装甲车队中在马德里附近巡游，陶醉在群众（多数是女性）的一片奉承之声中——“iSoylavedettedeMadrid!（我是马德里的明星！）”他对来访的总统拉尔戈·卡瓦列罗如是说——但是，苏联特别武官兼军事情报机构格勒乌驻马德里负责人，符拉基米尔·戈列夫正日渐掌控城中的实权。戈列夫正值不惑之年——他是最年轻的一位红军将军——身材高瘦、颧骨高耸、嘴唇很薄，眼睛是浅蓝色的。他并不看好西班牙的各位指挥官，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就更是如此。他以桑丘为代号，在发给格勒乌总部的密件中抱怨说，为“避免增强共产主义者的实力”，保皇派总理“正在迎合无政府主义者玩一场危险、复杂的政治游戏”。戈列夫认为，如果苏联想击败叛军或是仅仅将他们无限期地困在海湾，他与他的顾问同行们就应该中断与红军的官方联系。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放开手脚去获取更大的战争控制权，而无须担心会因自己外国军人的身份可能会造出诸多不便。
巴雷亚身处瓦伦西亚的时候，戈列夫对审查办公室的工作及其临时负责人，那个临危不乱的奥地利女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清晨时分，记者们的通讯稿已审核并发送完毕。他会在那时召见伊尔莎，装满烟斗后舒适地仰坐着与她探讨宣传理论与某些媒体对战争的报道。既然巴雷亚已回到马德里掌管审查办公室，不论是否收到了邀请，他都会陪伊尔莎度过这些深夜，倾听她与戈列夫的谈话——为了让巴雷亚能够听懂，两人主要以法语交谈，虽然戈列夫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曾以秘密特工的身份在纽约居住了3年，他的英语水平主要得益于此。有时，这个苏联人会向两人提出明确的建议，希望他们能够遵循，虽然严格说起来，他们并不是他的下属；但是多数时候，较之他们审查通过的通讯稿内容，他更为关心伊尔莎的政治忠诚度。一方面，他对于她放弃党籍一事表示不解（“党员证是我的生命”，他告诉她）；另一方面，精力旺盛、缺乏正统观念的伊尔莎又让他感到有趣。他觉得巴雷亚是个浪漫的人，完全不值得为他操心。但是戈列夫的警觉与钢铁般的决心却令巴雷亚深感不安。是个棘手的对手。
他觉得戈列夫的前任助手，过去几年间一直在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西班牙人，何塞·罗伯莱斯·帕索斯更容易相处。共和党人罗伯莱斯出身名门，算是辱没了保守家族的不孝子。战争爆发后，他便回到西班牙为共和国服务，因为他能够读懂俄语文件——他与戈列夫均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莫斯科能够培训并送来官方翻译之前，他似乎成了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的戈列夫的临时译员。罗伯莱斯不仅文化修养很高而且文学功底深厚。早在战前，他便加入了茶话会（tertulias），即作家们在咖啡馆中的谈论会，巴雷亚曾像追星族一般在咖啡馆外徘徊；事实上，罗伯莱斯在西班牙的一位知己，白胡子小说家兼剧作家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RamóndelValle-Inclán）就是巴雷亚的偶像。因此，他与巴雷亚之间本有许多话题可聊；但是，虽然当巴雷亚接手审查办公室的时候，罗伯莱斯一直在为戈列夫工作，当巴雷亚回到马德里后，他又被重新分配到了瓦伦西亚。
尽管戈列夫令巴雷亚隐隐感到不安，情势也并非一片惨淡。民族主义者试图切断连接马德里与埃斯科里亚尔的科鲁尼亚公路，然而在经历了多场战斗、遭受了巨大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停下了攻势；两军由此在市区外围形成对峙，几乎让人感觉这就是一场胜利。马德里依旧继续蔑视着法西斯骇人的毁灭力量，这似乎预示着更大的胜利：国防军政府最近在城中各处张贴海报。海报上，马德里的标志，熊，正在吞食纳粹的卍标记，下方印着“ElOsodeMadridDestrozaraalFascismo“（“马德里熊将摧毁法西斯主义”）的字样。一些早前离开了马德里的记者又折返归来：罗伯特·卡帕住进了佛罗里达酒店，带着他的相机潜行在马德里的大街小巷；英国人克劳德·柯克本在卡洛斯司令领导的第五军团中以列兵的身份服了几个月兵役之后也回来了。柯克本身材瘦长，黑发略显稀薄，是天主教徒、保守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Waugh）的表弟，不过他自己却（以弗兰克·皮特凯恩的笔名）为伦敦的《工人日报》以及他自己创办的散乱却又辛辣的评论杂志《伦敦周刊》撰文。《纽约邮报》将扒粪记者乔治·塞尔迪斯（GeorgeSeldes）派了过来，他因公然反对墨索里尼而被意大利驱逐出境。《纽约时报》也派遣了新的记者：一位心细且耐心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对于这场冲突中的利害关系，他绝对心知肚明，而且已将其称作是一场“小型世界大战”。此外，一家新的媒体也参与到了战争的报道之中，柯克本在工作之余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一个名为西班牙代理的巴黎新闻机构。
西班牙代理是精通多国语言的苏德台地区德国人奥托·卡茨的心血结晶。卡茨温文尔雅、肤色黝黑、风度翩翩，拥有许多化名与多本护照。他欣赏女性的眼光独到，简直就是宣传界的帕格尼尼：对他而言，真相仅仅是伟大发明的出发点。他声称自己是玛琳·黛德丽（MarleneDietrich）的首任丈夫（虽然他很可能只是20世纪20年代，玛琳无数柏林粉丝中的一员）；他是苏联传奇电影公司的导演以及《希特勒恐怖褐皮书》（TheBrownBookofHitlerTerror）的主要作者，该书创造性地揭示了将希特勒推向权力巅峰的故事；甚至连柯克本人都承认，他会为了自己的事业杜撰新闻故事。而现在这项事业就是保皇派的抵抗；在获得老板，共产国际的威廉·缪齐伯格的首肯以及阿尔瓦雷斯·德尔·瓦约的祝福之后，他创办了西班牙代理，用以散布——并报道，如有必要的话——那些站在西班牙政府的角度讲述西班牙现状的故事。毕竟，叛军对于“红军”暴行的报道往往夸大其词、胡编滥造，并且会为了煽动人们的反政府情绪而配上虚假的被肢解尸体的照片；为何他们就能垄断这种宣传？
卡茨曾在萨尔与古斯塔夫·雷格勒共事过，两人也合作出版了《褐皮书》。30年代初，他曾在巴黎见过伊尔莎的老师，维也纳籍副教授金·菲尔比（KimPhil-by）；即便当时并不认识伊尔莎，他们也一定拥有一些共同的朋友。现在，他用安德烈·西蒙这个名字来到马德里。他说自己打算站在西班牙的角度，寻找受到战争重创的马德里的故事。他想问问伊尔莎的西班牙情人，那个曾经梦想成为作家的男人，能否为他提供一些素材。这个请求足以再次燃起巴雷亚心中几乎已经燃尽的梦想余烬。很久以前，十几岁的巴雷亚曾大胆地在位于阿尔卡拉大街上的格兰哈咖啡馆与心中的英雄巴列·因克兰交谈。这位伟人曾告诉他，不要再浪费时间试图闯入茶话会；相反，他说，年轻人应该研读最优秀作者的作品，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论这份工作是什么；“或许，随后你便有可能踏上写作之路……”当时毛躁易怒、孩子气的巴雷亚并未理会巴列·因克兰的话；这些话有可能成为金玉良言吗？他的文学愿望有可能实现吗？然而，还没等巴雷亚从急转的情势中感受到快乐，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人从巴黎打来电话找伊尔莎。电话是利奥波德·库尔莎打来的，他说自己将转移到位于布拉格的西班牙使馆，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为西班牙做含糊的“宣传工作”并询问伊尔莎的计划。她会回巴黎吗，还是跟他一起去布拉格？伊尔莎感到恐惧，她意识到库尔莎根本没有收到她从瓦伦西亚寄出的信件。她已在信中明确告诉他，他们的婚姻已彻底结束，她已经将自己的心交给了别人；现在，她不得不忍受着静电干扰，在同事们面前向他解释一切。就像是小说情节一般，值班的年轻审查员心想，他甚至忘了将目光从伊尔莎的身上收回。终于，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地挂断了电话。当她终于能够平静地开口说话时，她告诉巴雷亚自己必须飞往巴黎整理东西。巴雷亚心里很乱。她说爱他的时候，只是在逢场作戏吗？库尔莎能在巴黎赢回她的心吗？马德里的生活只剩下寒冷、饥饿与每日不歇的轰炸，她会决定待在一个远离这一切的地方，不论那个地方是哪里吗？甚至，她能够一路平安吗？他没有权利乞求她留下来，想到这里，他觉得甚是凄惨。他甚至都没有权利为她担心。第二天，她搭乘一辆小车前往位于海边的阿利坎特机场，从那里搭乘飞机前往法国。巴雷亚从未感到如此孤单。